台灣電影典範的失落與再起

高志仁 在 01:12下午 七月 03, 2007 發表 , 文章分類:電影

楊德昌六月底病逝美國,和楊導演同為一九八O年代台灣新電影風潮核心人物的現任華視總經理小野表示「代表一個輝煌時代的結束」。

 

是的,唯一的台灣籍坎城影展最佳導演走了,也帶走了一個電影年代的風華,緬懷感傷之餘,台灣電影也正準備迎接新的典範。

 

楊德昌和侯孝賢,同一年(1986)的《恐怖份子》和《戀戀風塵》,一知性一感性,一都會一鄉野,情感厚度和美感經營飽滿圓熟,各自達到作者風格的極致,像是兩隻強壯的臂膀,劃出了台灣電影的豐饒領地與「輝煌時代」。

 

一九八二年,小野參與策劃、楊德昌首度執導的《光陰的故事》由中影推出,這部新電影開山之作的分段式影片,宣傳當時便以二十年來第一部公開上映的「藝術電影」為號召,在當時一片粗製濫造的商業片中成功突圍。台北藝術大學電影所黃建業教授在其《楊德昌電影研究》一書裡表示,楊德昌所代表的「文化電影」路線「在國際上打開另一條電影市場的管道」,使得國際開始注視台灣的「民族電影風格」,逐步確立了「文化電影的經濟及文化支撐的寬廣根據」。

 

然而,正如林濁水在《共同體—世界圖像下的台灣》一書裡指出的,無論是「藝術電影」或「文化電影」的台灣新電影興起,「與全球網絡的浮現息息相關…他們能夠成功且獲得一定收益,並非依靠台灣內部的市場,而是透過全球網絡及行銷體系,加上受到國際性影展的肯定,結果反倒是集合全球各地之小眾而成為大眾」。由於這大眾從來不是台灣在地的大眾,使得許多新電影愛好者如我產生五味雜陳的感受,因為在動人心弦的影像風格成就之餘,在地電影觀眾並未找到可以持續認同與情感投入的對象,使得最根本的本土市場規模養成,一直難有成績,所謂「民族電影」在某種程度上,不過是外銷轉進口的樣板民族風而已。

 

在台灣電影發展史上,新電影烘托小人物樸素悲喜的小眾藝術風格,取代的是一九六O年代Holo台語電影和七O年代華語電影裡每每有人物和劇情誇飾奇情傾向的通俗娛樂模式。從充分彰顯在地文化創意產業能量的台語電影風潮到代之而起的華語電影再到新電影,台灣電影歷經了語言轉換和風格轉換的兩重典範轉移過程,近年來台灣紀錄片的蓬勃發展則提供再一次典範轉移的契機。

 

許多志在劇情長片的電影工作者在蕭條的電影製作環境中,藉由低投資成本的真實人物與故事,預演著將來準備燒錢的虛構角色與劇情的嘻笑怒罵和高調情感,搞煽情或什麼不了情隨時奉陪,講台語或什麼語隨時可以,像《無米樂》的崑濱伯那麼溫煦又那麼引人發噱,像《生命》裡因地震災變失去全部家人的大學女生那麼自我療傷與天地不仁,像《翻滾吧!男孩》和《奇蹟的夏天》裡活潑溫暖的體育風華,這種和台灣在地觀眾談心博感情的常民娛樂親密特質,以及《詭絲》等細膩奇情大片,和五O、六O年代的台語電影相互輝映,正一點一滴修補博取了藝術名聲的台灣新電影長久失落的俗民面向。

 

才子已逝,來者可追,台灣電影繼續向前行。

迴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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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早就發現,李安的多部華語電影中的角色(我指電影中角色,而不是演員本人),竟然沒有一個台灣人。

很難想像一個住在台南十多年,從國小唸到高中畢業的李安,他的成長歷程裡,竟然沒有一個台灣人可以讓他留下印象,進而化身到他電影當中。

由...發表 Dowland on 七月 04, 2007 at 07:54 上午 CST #

這現象的確值得探討

由...發表 ko tsi-jin on 七月 04, 2007 at 03:43 下午 C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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